消除偏见最重要的方法

海云青飞:每个人都有主观性和偏见,但是谁都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人的主观性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是有什么决定的?多数人认为,至少这些是和物理学无关的

实际上,宇宙的一切事物,无论物质的还是心理的,或者社会的,都可以用空间的运动来描述,而且只有认识到这点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我曾说过,要独立思考,不要被宗教画的大饼所吸引,学习的同时要写出自己的心得以帮助别人,但是这样说的效果是存疑的

人们总是认为和 自己 有关的东西是最好的,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古老的医学,自己的文字,夸大 自己的 重要性,贬低 别人的 重要性

偏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有这个需要,骗子认识到这点,认识到很多人有这个需要,就会进行夸大宣传以收割智商税,比如夸大自己的传统医学,夸大自己的传统武术

解决、消除偏见的方法是:

  • 人的观念偏向 自己的 以后,空间上就缩小了,人就会退化,命运会变差,深刻理解这点的人才会主动去纠正自己的偏见

  • 以大换小

    小孩子只有一个小玩具,你把它夺走,小孩肯定会哭会闹,如果你用更好的玩具和她交换,那么她会很高兴

    共产主义理想十分美好,但是强制剥夺私有财产肯定是不行的,你只有给人们更好的东西让人们自愿放弃私有财产才行

    最美好的事物莫过于身体的进化,只有身体上进化程度更高的人才会愿意主动放弃原来的一些不好的但是需要的东西

-----------

主观性和偏见

《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 恩斯特·迈尔著 涂长晟等译 https://www.tuenhai.com 整理

一位著名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有一次提到我的著作是“十足的辩证唯物主义”。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新定义,但是我确实承认我承受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过的某些反还原论观点;我也很欣赏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

此外,我还相信一个反题只有在明确地叙述正题时才最容易引出。问题只有通过正题与反题不可调和的直接对立才最容易解决,最后的合题也才能最快地达到。在科学史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上述这种见解支配我写这本书。一有可能我就企图将对立的观点(除非其中之一是明显错误的)加以综合。遇到无法解决的情况时,如果认为合适我就把对立的观点以明确的、有时几乎是片面偏袒的言辞进行阐述,以便激起答辩。因为我讨厌转弯抹角,所以有时被人视为武断。但是我认为这样看待我的态度是错误的。一个武断的人不顾相反的证据,坚持自己一贯正确,这从来不是我的态度。说真的,我倒还为我在不少场合改变主意而感到骄傲

总之,我的策略是进行彻底明确的叙述,这倒一点也不假。在科学思想自由交流中,这究竟算不算错误,可以争辩。我自己认为这样比采取谨小慎微的骑墙观望态度能使科学问题更快地彻底解决。我同意Passmore(1965)的意见:历史(书)就应当是论战性的。这样的历史将会激发矛盾并促使读者站出来反驳。通过辩证过程将会加速观点的综合。不应当把全体一致地接受某种观点和主观性混为一谈

对历史学家的传统忠告始终要严格地保持客观性。著名历史学家Leopold von Ranke对这一理想目标表述得很清楚。他说历史学家应当“指陈过去真正是怎样的”。就他看来,历史是将过去的一系列事态精确地重建再现。当人们试图回答何人、何事何时、何地这样一些问题时,这样的客观性是完全适当的,然而必须指出,即使在陈述事实时历史学家也具有主观性,因为他在决定取舍、挑选事实并阐述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所依据的价值观念标准就都是有选择性的

在历史书写作过程的每个阶段,主观性都可以出现。特别是当问到为什么并寻求解释时更是如此,而这正是疑问式历史所必需的。不运用自己本人的判断就不能得到解释,而自己本人的判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主观性的陈述往往比一本正经的客观性陈述更激动人心,因为它更具有启发性

在多大程度上主观性是可以容许的,而在什么情况下主观又会变成偏见呢?这可以用例子来说明, Radl( 1907—08)就具有相当程度的反对达尔文主义的偏见,以致于对达尔文学说也不能恰当地予以阐述,这显然太过分。每当评价前代科学家时主观性很容易变成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们不是走向这个极端就是偏向另一极端。他们或者采取严格的回顾方式,完全按现代的知识和理解去评价过去;或者完全不顾事后的认识只按当时的认识来阐述过去。就我看来这两种办法都不足取

较好的办法是兼采两者之长。这首先要力求尽可能忠实地重现当时的知识文化背景,但是若严格地按当时所拥有的文化知识来处理过去的争论可也并不恰当。这样就会把这些争论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就像当时发生争论时一样的混浊一团无从解决。另一种态度是,现代的知识如有利于认识过去的困境就应当加以运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能够明确认识争论的原因和争论未能解决的关键。争论的产生是由语义不清(例如同一个字用来表述不同的意义)?概念不一致(如本质论与种群论思想)?还是由于公然的错误(例如混淆了终极原因和近期原因)?运用现代知识在分析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对研究过去历史上的争论是特别说明问题的

语义问题特别恼人,因为它们常常没有被人发觉,例如希腊人当时只有很少的专业词汇,常常用一个词表述不同的事物或概念。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用eidos这个词(而且最低限度就亚里斯多德来说就用它来表示好几种不同的意思!),但是这词的主要意义在他们两人用法中却完全不同。柏拉图是一个本质论者,而亚里斯多德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本质论者。亚里斯多德有时偶尔用genos这个词作为集合名词(相当于分类学家所指的属),而经常却又用它来表示种。当中世纪后期亚里斯多德重新受到重视之后,他的著作也被译成拉丁文和西欧语言,他原来所用的词汇只能用中世纪辞典上载有的“相当”的词来翻译。这样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翻译对我们理解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产生了不利影响。有一些现代作者大胆地采用了现代词汇来揭示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我想如果亚里斯多德生活在今天,他也会乐于使用这些词汇的。我还想起德尔布吕克(Delbruck)曾采用“遗传程序”(genetic program)这个术语说明了亚里斯多德的想法,后者用eidos这字表示的是个体发育的意思。同样,当亚里斯多德讨论的是受eidos(程序)支配的目标定向时,就应当用程序目的性(teleonomy)这个词而不能用目的论(teleology)。这并不是要颠倒时代,而只是运用一套现代读者一致接纳的术语来弄清楚古代作家思想的一种方法

但是用现代的事后认识来进行价值评价则是很不合适的。例如拉马克,若按他当时所知道的事实和当时的流行观念来判断,则他就绝不会像熟悉选择学说(selectionism)和孟德尔遗传学的饱学之士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解释(whiginternretation of history)”这一成语是由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它指的是某些英国宪法史家习惯于将宪法看作是人权的逐步扩充,其间“向前看”的自由党人和“向后看”的保守党人不断地进行斗争。后来Butterfield又用辉格式( whiggish)这个词来形容这样的科学史,即对每位科学家是按他对我们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贡献的大小来评价;而不是根据当时他所从事工作的知识背景来衡量。也就是说,他是被严格地按现代观念来评价。在这种辉格式科学史中,对早期科学家所赖以从事研究工作的全部概念和问题的前因后果全都弃置不顾。升物科学史中就有很多这样充满偏见的辉格党人式的解说

一旦发生了科学论争,失败一方的观点后来几乎总是遭到胜利者的歪曲。例如林奈学派之对布丰,居维叶学派之对拉马克,达尔文学派之对林奈,孟德尔学派之对升物统计学者等等。升物学史家必须尽力作出公允的评论。有一些现已被否定的学说(例如拉马克所提出的获得性状遗传)在以前看来是和当时已知的事实如此相符,其创始人就不应当由于接受了这些当时广泛流行的学说而遭到责难,即使后来证明这些学说是错误的也应如此。坚信错误学说的人几乎总是有似乎正当的理由才这样。他们试图强调被对手忽略了的某些方面。例如先成论者企图强调后来以遗传程序为名被复苏了的某些东西。升物统计学者拥戴达尔文的渐进进化观点以对抗孟德尔学派的突变论。在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中,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纠缠交织在一起,错误的东西也被人们信以为真。就我来说,我倒倾向于特别注意在争论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包括学说和人),因为过去常常不公正地、或者至少是不恰当地对待他们

科学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总是有彼此对立竞争的学说,而且在一个时期中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可能偏向一个与正题无关的问题,最后走到死胡同。像这样的一些事态发展有时比科学的直线发展倒更能显示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遗憾的是,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对这样的发展情况不可能充分予以论述。没有一部史书能就每件失败的事例和每一项偏差予以论述。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况。某些过去历史上的失败或失误能确切地反映当代思想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在没有过去的失败或失误的情况下就会被我们忽略掉。MacLeay及Swainson提出的五元论(Quinarianism)就是一个例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五元论立即黯然失色;然而它却代表了一种真诚的努力,意欲在自然界中表面上杂乱无章的多样性和当时流行的那种自然界存在着某种“更高级”秩序的信念之间求得折衷。同时它还披露了当时古老神话的影响仍然很顽固,这种神话扬言世界上的一切秩序最终是用数字表示的。尽管五元论构思不周密,而且是短命的,然而它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却作出了贡献。这种情况对过去几乎所有的学说或学派都是同样适用的,即使它们现在已不复被认为是正确的。一位历史学家的兴趣必然会影响他决定哪些题目应当详细论述,哪些可以草草一带而过。我本人倾向于Schuster,他在《物理学进展》中曾说:“我偏好坦率的主观性,并事先提醒大家,我(在本书中)的论述必然是零碎不完整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本人的观点出发的一些联想。”

历史学家与科学家

具有完全不同观点和背景的两类学者——历史学家和科学家——都声称科学史是他们自己的本行。由于兴趣和能力的差异,他们各自的贡献也有所不同。科学家愿意选择那些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不同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例如,近来许多进化论学者在研究讨论进化论时很少提到斯宾塞(H.Spencer)。这样怠慢斯宾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仅仅是由于斯宾塞的论述混乱,而且还由于他所信奉的一些思想概念都来自别人,更何况当这些思想概念被他所汲取时都已陈旧过时。斯宾塞所借来的某些思想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并且很有影响,就一般人来说,是无可怀疑的正确。问题倒是作为科学家的历史学家跨入社会学家的领域并不是他的任务。升物学家通常都缺少研究社会历史的本领。反之,要求一位社会历史学家对科学问题提出有见地的分析也是荒唐可笑的。科学史由科学和历史这两门学问中汲取知识、启示和方法论上的支助,反过来,它也以自己的研究发现贡献给科学和历史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之对科学史感兴趣是有充分理由的。按我们现在对科学的定义看来,古希腊人是没有科学的,他们所拥有的不论是什么样的科学都由哲学家和医生操持。中世纪以后有一种将科学从哲学和一般的时代精神中解放出来的不停趋势。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8世纪中,科学信念强烈地受到科学家对待宗教和哲学的态度影响。笛卡尔学派,正统基督教徒或自然神论者(Deist)对宇宙论、发生说以及关于生命、物质、起源等各种解释必然会具有不同观念。没有什么能比达尔文革命(Darwinian revolution)更加明确地标志了科学已从宗教和哲学中解放了出来。从那时起就再也不能由作者的科学著作看出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还是无神论者。除极少数原教旨主义者以外,即使是升物学者关于进化论的著述也是如此

这股科学解放的潮流对科学史的编纂写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回溯过去,时间越早,当时的科学知识贮备就越少,影响也愈不明显。而一般的理智气氛( intellectual atmosphere)的影响却显得越发重要。就升物学而论,直到1740年左右科学问题才开始从一般的理智论争中分离出来。因此毫无疑问,历史学家最宜于讨论升物学史中较早时期的问题;而19、20世纪的升物学专门学科史则完全被科学家掌握,直到新近才职业化。这种情况可由新近出版的一些升物学专业领域的科学史很好地说明;例如Dunn,Stubbe,Sturtevant等人的遗传学史,Fruton,Edsall,Leicester等人的升物化学史,Needham及Oppenheimer著的胚胎学史,Baker及Hughes的细胞学史,Stresemann的鸟类学史等等。虽然这些不过仅仅是大量文献中的少数几个例子,却足以表明科学家是能够胜任历史研究的

物理科学家的偏见

大多数的普通“科学”史是由物理学史家写的,他们没有完全克服那种不合物理学就不是科学的狭隘观点。物理科学家容易用这样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升物学家,那就是看每个升物学家运用“定律”、测量、实验以及科学研究的其它形式的程度。这些形式在物理科学中得到很高评价。其结果是某些物理学史家在有关文献中对升物学界的评价是如此滑稽,只能令人一笑置之。例如人们都知道达尔文主要是根据作为一个博物学家的实地观察形成了他的进化学说,而一位研究牛顿的著名历史学家竟然写出“博物学家确实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观察人员,但是他的观察和一个猎场看守人的观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别。他的唯一诀窍就是熟悉系统命名”这样的断言。真是令人感到惊奇。这一类具有偏见的物理学家完全不适于研究进化升物学,这在第二章中还要谈到。研究进化升物学和系统升物学中学说的形成及其历史,需要采取一种根本不同的更类似于考古学历史家或现代世界史解说员采用的方式

其它偏见

十分自然,不仅是物理学家,而是每一位专门家都认为他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最有兴趣,研究方法是最有效的。这样一来就常常有种令人反感的沙文主义在研究领域之间存在,甚至存在于某一研究领域(如升物学)内部。例如Hartmann( 1947)在他写伪《普通升物学》这一巨著中,生理升物学部分占有98%的篇幅,而分给进化升物学的篇幅则只占2%。另如某些历史学家将综合进化论(evolutionary synthesis)的建立完全归功于遗传学的发现,根本忽略了系统学、古升物学以及进化升物学其它分支科学的贡献(Mayr and Provine 1980),这也是沙文主义在作祟

在一个研究领域之内有时还有国家沙文主义,它夸大甚至不符事实地宣扬本国科学家的重要性,贬低或忽视别国的科学家。这并不一定是由于滥用了爱国主义,往往是由于不懂别的国家的语言的结果;而有些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就是用他本国的文字发表的。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就深深感到由于我不懂斯拉夫和日本语言,因而很有可能发生偏见

隐患和困难

在努力从事认定(identify)极其大量的升物学问题,并重新建立其概念结构发展过程的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于需要研究浩瀚的资料。在原则上这包含升物学知识的全部贮备,包括升物学家所出版的图书及刊物资料,他们的函件和传记,他们所在单位的情况,当时的社会历史以及其它等等。即使是最勤奋尽责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涉猎哪怕是这些材料的千分之一。这种情况由于目前科学资料出版的速度呈指数增长而更加严重。在非常短的几年中所发表的文章(及文章的页数)比以前整个科学历史时期的都要多。甚至科学家也由于不再能跟得上本专业领域中研究报告雪崩式的增长而诉苦。奇怪的是,历史写作的情况也与此完全相同。目前美国的升物学史家的人数大致是二十五年前的五倍

虽然我曾大胆地努力阅读了很多最重要的出版物,但我知道每位专家在我的这本书中会发现极多的遗漏,也许还有不少错误。这本书大部分原稿的初稿是在1970-1976年期间写的,比这更新的出版物虽也曾想尽可能增添进去,但并不一定都做到了。另外应提到的是,如果没有丰富而又优秀的现代间接文献(secondary literature),要想完成我的任务是绝对不可能的。较早的文献往往很肤浅,作者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抄袭同一神话或谬误,而这些只有在查阅原始资料时才能发现。本书中有二万条以上的独立条目,显然不可能去查阅原始文献逐条核对。由于我这本书不是辞书或历史,偶尔有个别事实性错误也无伤大雅。我的主要目的是综合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而前后一致连贯地着重对原因的分析和解释

适时( Timeless)

对科学史家常常提出而又不无道理的批评是,他们太过份着重科学的“史前史”,也就是说只重视那些与现代科学不大相干的历史时期的事件。为了避免这种责难,对于非专门家我尽可能地把要讲的问题拉近,接近于现代。在有些情况下,例如过去5-10年中分子升物学领域内发现了多种类型DNA,其概念性后果(如对进化)还很不清楚,要谈未免为时过早

我不同意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他曾谈到:“科学史的宗旨是研究和议论那些已经完结了的事态,而不是眼前的现实问题。”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大多数科学争论在时间上比一般认为的要悠久得多,甚至现今的论争通常也植根于很早以前。恰恰是历史性地研究这些争论倒常大大有利于澄清概念,从而促使问题有可能最终解决。在世界史这一领域中,“近代史”被认为是合法的嫡嗣领地,与此类似,科学史中也有自己的“近代史”。再也没有什么比将历史看作仅仅是和死去的问题打交道更能把人引入歧途了。反过来,也有人可能会把对几百年和上千年以前早已完结的问题的陈述看作是史前史

简化

历史学家在写作时,当论及的问题牵涉面很广(有如本书),就势必只能作高度简化的论述。必须提醒读者,有许多事态发展看起来很简单而实际则很曲折复杂,这种表面上的简单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如果想要对充斥在某一特定时期的许多对立思潮,虚假的优先地位、无结果的假说等等有一全面认识,就必须参考那些对某一特定的事态发展或较短时期的情况作详尽讨论的专著。事态发展实际上从来不像在简化了的回顾式陈述中那样有条不紊和富于逻辑。当面临新的发现或新概念时,如何有分寸地恰当强调业已根深蒂固的概念化的麻痹作用就特别困难

给某些科学家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如活力论者,先成论者,目的论者,突变论者或新达尔文主义者等等)也能产生差错,好像这些标签所指的会是均一类型。实际上这种分类所包含的个人中从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观念。像拉马克主义者和新拉马克主义者这样的称呼就尤其如此,他们除了都承认获得性可以遗传这一点以外,彼此就再也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默认( Silent Assumptions)

历史学家所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绝大多数科学家都不清楚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很少能说明白(如果他们确曾想过)自己坚定地接受哪些真理或概念,彻底反对的又是哪一些。在很多情况下,历史学家只能通过重新组建那个时期的全部理念背景的办法才能将这思想体系串通起来。然而为了回答以前令人困扰的问题,对这些默认的了解就可能是必要的。在科学领域中,人们常常论及优先权和价值体系。这两者对下列情况具有决定作用:当前面的一段研究工作已经完成后,它们决定新研究的方向;研究人员最关心证实或否定哪些学说由它们决定;它们还决定研究者是否认为研究范围已经枯竭。但是迄今为止对决定这一类优先权或价值体系的因素的研究却极不被重视。历史学家必须尽力发现当科学家对一系列熟知事实作出新解释时他是怎样想的。科学史中真正的关键事件总是发生在科学家的头脑中这一说法可能是合理的。可以这样说,当试图去分析研究一位科学家时,必须努力像科学家在进行工作时想的那样去想

许多科学家倾向于在他的著作中只注意新的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发现),特别是那些凡是能引起轰动的事态。与此同时他们一般却又不去记述概念或着重点的随时变化。他们甚至还觉察不到这种变化,即使意识到也认为无关紧要。当一位现代的历史学家企图重现过去几个世纪的这类变化时,他只得把目前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尺度投射进历史。这样做的危险只有当历史学家充分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时才能降低到最低限度

results matching ""

    No results mat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