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植物的分类,草药医生的植物分类

4.2 古代人和草药医生的植物分类

《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 恩斯特·迈尔著 涂长晟等译 https://www.tuenhai.com 整理

亚里斯多德也写过关于植物方面的著作,但已经逸失。因此,植物学的历史要从他的学生Theophrastus(公元前371-287)所写的《植物调查》算起。Theophrastus的主要贡献是在植物形态学和植物升物学方面,他并没有采用正式的植物分类系统,植物的生长型(树木,灌木,小灌木,草)是他分类的主要依据;有无刺棘、是否由人栽培等等也作为依据之一。他提到的很多植物类别显然来自民间习俗,因而有一些是很自然的(橡树,柳树),另一些从分类学来说则是完全人为的,例如“月桂树”就是一些长绿树的总称

就与植物学直接有关的历史来说最重要的人物是Dioscorides(公元60年左右)。他是罗马军队中的一位希腊医生,他去过许多地方,并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对人有用的植物学知识。他的《药典》(Materia medica)载有对五、六百种植物的描述。这些植物或者可作药用或者能提供香料、油料、树脂或水果。在他所写的五本书中植物主要按实际用途排列(如药用,调味品,香料等等),但是他有时也把相关的植物按次序列在一起,例如他提到的唇形科的22种,伞形科的36种。他确实也批评过已往的某些学者将植物按字母顺序排列,因为这样就把具有同样性质的相关植物分隔开。Dioscoridos在植物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由于他的《药典》在一千五百年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主要的植物学教科书(Magdefrau,1973:4-11)。他被公认为是有关植物一切问题的绝对权威,特别是植物的医药性质方面。然而就和盖仑在解剖学方面一样,他的传统后来也愈来愈加变成了书本知识,愈来愈加脱离自然界和植物有机体的实际

但是,从13世纪开始出版了一大批植物志,从中可以觉察出重新回到实地观察自然界的趋势,这股潮流在发明了新的印刷术之后被大大加速。1478年Dioscorides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出版,1483年又出版Thecphrastus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在这个时期还首次印刷了前几个世纪植物志的手抄本。对植物鉴定的兴趣日益浓厚、对Dioscorides所不知道的本地植物的大量发现、以及研究新发现植物的新医药性质等一系列情况导至了在欧洲的医学校设立了教授讲座,第一个这样的讲座是1533年在意大利的帕度亚设立的

由于“德国植物学之父” Brunfels(1488—1534),Bock(1484-1554),Fuchs(1501—1566)的研究工作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些博物学家代表了回到自然和亲自观察的潮流。他们的著述再也不是罗列陈套和反复抄袭的神话和寓言而是在野外观察到的真实的、活生生的植物描述。他们也代表了描述和描绘本地植物的一种努力;由他们雇用的优秀绘图员和木刻家所制作的插图,其精确与熟练程度是以后几代人都无法超过的。这些插图在植物学上所起的作用就像维萨纽斯的插图在解剖学上一样。Brunfels的著作《活植物图谱》( Herbarum Vivae Eicones,1530)的原书名也强调了书中所记载的植物是在野外现场绘制的(由Hans Weiditz绘制)。他们三人分别写的三本植物志描述。与描绘了古代植物学家完全不知道的中欧的许多植物种。Brunfels描绘了200种植物,Fuchs则不下于500种

Bock是三人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他用准确的、绘声绘色的通俗德语写就的全部描述无疑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而且他还公开反对其它植物志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办法,他把“将一切有关的和相联系的,或者在其他方面彼此相似的植物放在一起,但又保存差异”作为他的方法原则。他不仅写出了很精采的描述,而且还注明了他所描述植物的所在地与生境(包括土壤性质)以及开花期和生活史的其它方面。就此来说BOCk的著作就成为了一切未来地方植物志的典范,并和法国及英国印刷的其它植物志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畅销书

草药医生的分类

草药医生的“分类”最突出的一个方面也许就在于它们并没有前后一贯的体系。草药医生所关心的根本不是分类而是各种植物的性质。Brunfels(1530)的分类顺序是很随便的,至少就植物的属来说是如此。但是,一些密切相关的种,例如车前属中Plantago major,P.minor,P.rubea,就先后紧接着排列。Fuchs(1542)则主要按字母顺序排,头四章的内容是:Absinthium,Abrotonum, Asarum,Acorum。这顺序在德文版(1543)中仍保留,虽然这四属植物的德文名称分别是Wermut,Taubwurtz,Hacelwurtz,Drachenwurtz,正好与字母顺序相反。滑稽的是Fuehs在谈论时曾经提到他在大大简化的德文版中没有考虑这一点是因为“普通人”用不着知道

在植物志的分类方面有三点值得单独提出。首先,对种(物种)和类(属)认识模糊,其次,很多已知的类,例如草,是十分自然的,但往往加进一些表面上相类似种类加以扩大。例如,在荨蔴中就应当把真荨麻(Urtica)和具有相似叶子的唇形科植物(假荨蔴)区分开。又如,排列在小麦(草类)之后的是荞麦(双子叶植物),仅仅是因为在它们的俗名中都有一个“麦”字。这样的排列在植物鉴定上虽然有一定价值,但就完善的分类而言则并无根据。最后,试图制订高级分类单位的努力很有限。例如Gerard在他的植物志(Hetball,1597。依据 Dodoens,Lobel)的第一章中写的是“草,灯芯草,菖蒲,球茎或洋葱类植物”,即多数是单子叶植物。第二章则包含“供食用,医药用或香料的一切植物”——从植物学来说完全是大杂烩

植物志传统在出版了Caspar Bauhin的《图鉴》(Pinax,1623)后达到顶峰。它表明了自从Brunfels的《图谱》出版后九十年来的显著进步。它在12卷72部分中共描述了6000种左右的植物,并全部定出属和种,虽然没有属的鉴别特征。按整体的相似性或共同性质,往往把相关的植物排在一起。这样构成的植物类别并投有分类单位名称,也没有列出高级分类单位的鉴定依据。然而却隐约地认出了单子叶植物,并将九或十个科及亚科的双子叶植物的种和属归拢到一起。虽然Bauhin从来没有说明他的方法,但是很明显他同时考虑了许多不同的性状并将共同具有多数性状的属放在一道。鉴于《图鉴》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份方便的植物目录,因而Bauhin发现相关的属并将之归并在一起的才能的确令人惊叹

植物系统学后来几乎每一样发展的开端都可在草药医生的著作中找到:根据相似性或共同具有的性状,将植物归类的企图;二名制甚至二叉式检索表的开端;探寻新性状;力求提供更准确更详尽的描述。草药医生最可贵的贡献可能是他们的经验主义态度。他们再也不满足于单纯抄袭Dioscorides和Theophrastus的著作;他们在自然界实际地考察研究植物并“按种和属描述每种植物怎样生长,在一年中哪个季节怎样开花结实,并在什么土壤上最容易发现。”(BOCk,1539)但是每位草药医生都有各自的工作方法,而且所有的这些人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又都不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当时知道的植物数量并不多,所以只要翻翻植物志遇到某些方面很相似的植物然后再仔细阅读描述部分和察看插图以便保证鉴定无错,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查知种。然而到了十六、十七世纪已知的植物的数字几乎是按指数增长,所以这种简单方法已不适用。 Fuchs(1542)只知道大约 500种植物,Bauhin(1623),6000种,瑞(1682)时就已经达到18000种。按字母顺序排列或其它的随意排列已不再合适。为了适应新的植物“种类”的雪崩式增长,在较广的“种类”(属)之内更仔细地辨别种就很必要,而且还要把相关的属归纳成高级分类单位。此外,还需要有能相当快地鉴定某一标本的方法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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