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温格与进化论

8.5 德国

《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 恩斯特·迈尔著 涂长晟等译 https://www.tuenhai.com 整理

进化主义在德国是沿着一条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途径而兴起的,这有几个原因

早在18世纪由于Wolff和Reimarus的影响,自然神学在德国已发展到极点,而且远比英国的“干预论者”的自然神学更加自然神化。德国从赫德(Herder)到18世纪40年代没有继续致力干自然神学的发展而是经历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时期。这是一次乐观主义的运动,到处都可以看到发展与进步,一种奋勉向上、向更完美水平的精神;从而培育了从自然阶梯导源的观念以及从启蒙运动哲学家之间广泛流行的进步概念所形成的思想观念。这一运动产生了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或学派,“自然哲学派”。现在也许还不十分清楚究竟各种不同的浪漫主义运动,特别是自然哲学派,在多大程度上背叛了还原论和牛顿主义的机械论。对这一点谁也不如歌德在他的一些著作(特别是《色彩学》一书)中说得那样清楚。将升物界每一现象和每一过程还原为运动和力,或者还原成热和引力,对绝大多数博物学家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供选择的办法。例如,他们可以倒退回到自然神学并且按创造和设计的观点来解释一切事物。凡不愿意求助于上帝来解释自然界一切的人们则苦心设计了一种新的、强烈受到莱布尼茨影响的自然观,它特别强调性质、发展、独特性,通常还有一个结局性的部分。谢林(Sch elling)和奥肯(Oken)的过激言辞如果没有对牛顿主义的“无情”机械论的普遍憎恶也不会受到人们如此热情的欢迎。自然哲学派主要是对复杂的升物现象作幼稚的机械论解释的一种反作用,对这种头脑简单的物理学家解释是无从接受的。由于自然哲学派的最著名的代表——谢林、奥肯和卡洛斯——最终是本质论者,因而根本不可能提出共同祖先学说。然而他们全都大谈特谈发展,这发展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中的一个:或者是展示一种事前即已存在的潜力(而不是去改变模式本身),或者是由骤变产生新模式(通过非生命物质的自然发生或现有模式的自然发生)。这一类文献,尤其是奥肯的著作,有很多是空想的(如果不是滑稽的话)。绝大多数结论都以类比为基础,而且大多是荒唐可笑、牵强附会的类比

评价这些文献及其持久的影响非常困难。有些历史学家的结论是它阻碍了进化主义进入德国,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它为进化主义在德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达尔文及其进化论在德国比其它任何国家更受欢迎就由于此。在德国和达尔文以前的英国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倒是确实的。在英国没有一个有名望的科学家相信进化,而接受进化观点在德国却显然是很普遍的。胚胎学家冯贝尔于1872年曾讲过,在他的1828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着重表明我自己是反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演变学说(theory of transmutation)的。”1834年他再一次谈到他认为“一切动物通过互相转化而发展是不可能的,”然而就在同一文章中他对以前由布丰和林奈所阐述的观点:一个属中的种“可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型”表示赞赏

在J.F.Meckel(1781-1833)主编的大型比较解剖手册中有一定的篇幅专门讨论进化,特别是关于新物种的起源。他列举了四种可能机制:(1)经常发生的自然发生;(2)倾向于变化的内部冲动;(3)环境的直接影响;(4)杂交。在他的陈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进化归因于自然过程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根本没有提起上帝或创造。这和同时代的英国的气氛是多么不同!

有一些历史学家(如Potonie,Schindewolf,Temkin)提出了很多德国早期进化主义者,这些人的名字过去一直湮灭无闻。坦白的讲,要公正的评价这些人(如kielmeyer,Tiedemann,Reinecke,Voight,Tauscher,Ballenstedt等)以及其它一些在1793年(Kielmeyer)到1852年(Unger)出版过有关著作的人很困难。因为这些人的著作是高明观点与荒谬思想的特殊大杂烩,看来它们往往反映了布丰,赫德,拉马克,杰弗莱和居维叶的著作观点,但又从不注明出处。需要非常仔细的比较分析才能确定这些作者的著作中哪些有价值,哪些是创新的见解。由于他们之中没有人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因而进行这种分析是否值得看来就是一个问题。总而言之,这些作者显然属于钱伯斯类型而不是达尔文型

考虑到在19世纪前半期进化思想在德国普遍流行的情况,而在这种背景下竟然没有一个德国升物学家努力提出内容充实的进化学说不能不说是奇怪的现象。尤其是当时其它的欧洲国家都不如德国拥有那样多有才华的动物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包括Authenrieth,冯贝尔,布鲁门巴赫,Burdach,Dollinger,Ehrenberg,Emmert,Heusinger,Kielmeyer,Leuckart,J.Muller,Pander,Rathke,Reichert,Rudolphi,Siebold,Tiedemann,Wiedemann。产生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最重要的是当时德国哲学深受本质论支配,这影响了每个人的思想。模式思想由于对居维叶权威的崇拜而得到加强,这充分反映在当时某些卓越的比较解剖学者的著作中

另一个原因是自然哲学派的进化主义是如此的偏重理论或臆测,同时又是如此枯燥而无益,因而产生了激烈的反作用,使得一些最优秀的动物学家专注于纯粹的描述性研究,这在Leuckart,Ehrenbers,Muller,Tiedemann的著述中表现得最清楚。这种反作用是如此强烈,当魏斯曼在50年代还是一个大学生时,他所在的大学竟然从来没有提到过进化。19世纪20年代的进化热当时已被完全忘却

对臆测的排斥由于另外的两点原因而得到加强。博物学家对自然研究得愈多愈深入,就越发感到完美的适应的普遍性。由于当时的机械论影响不允许采取目的论或超自然力的解释,于是便按照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例子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另外,19世纪的30、40、50年代实验升物学,包括生理学,细胞学和胚胎学,得到空前发展,德国的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投身于功能过程的研究。他们在研究中能够成功地运用物理科学所惯用的解释模式,而这种模式当运用于升物进化时就极不合适。进化主义的复苏不能来自实验室;它必须像在英国一样,由研究自然种群和物种的科学家发起。不幸的是,德国的一些优秀的年轻博物学家Kuhl和Boie在研究东印度的热带病时牺牲了,Illiger在青年时死于结核病

尽管有魏斯曼的不利言论,进化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并没有完全销声愿迹。Broon曾写过几篇有关进化主义的文章,虽然最后又放弃了这种研究(Schumacher,1975)。尼安德特人颅骨(早期智人化石)的共同发现者Hermann schaffhausen(1816-1893)曾明确指出,“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是自然规律的物种不变性并没有被证实,因为物种并没有明确的和不可改变的特征,种和亚种之间的界限是摇曳不定的。世界上的一切升物看来是受繁殖和发育影响的连续系列的升物。”(Temkin,1959)他特别反对下面的论点;活着的动物不可能来自早期的动物,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发现物种的变化。Schaaffhausen指出,因为这种变化“需要千百万年”,所以要直接观察到这种变化是完全不现实的

温格(Unger)

在达尔文的许多先驱者之中,最值得提到的是维也纳的植物学家温格(Franz Unger,1800一1870)。在他的《植物界的历史》(Attempt of a History of the Plant world,1852)一书中,他专门拿出一章讨论进化,这一章的标题是“植物的起源;它们的繁殖与各种模式的由来。”他指出简单的淡水植物和海洋植物在复杂的植物之前存在:

正是在这含有菌藻植物,特别是藻类的海洋植物中应该去寻找一切植物相继发生的原胜。毫无疑问这种经验式的重建途径在理论上可以倒过来继续追索,一直到最后追寻到一种原始植物(Uroflanze),它实际上就是产生整个植物界的原始细胞。这种植物(或细胞)最终是怎样起源的对我们来说则更加是一个秘密。然而这一点可以肯定,即它必然是被指定为一切生命的原始,从而也是一切高级发展的原始样本

他还继续谈到,乍看起来人们会认为物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双亲永远只产生它们自己类型的后代。然而这就要求所有的新物种像那“原始植物”一样是通过某种自然发生的过程产生的。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和这种可能性相矛盾,“所以没有选择余地,只有去寻找植物世界本身中的全部多样性的根源,不仅是物种,而且还有属和较高级的阶元、”他还非常透彻地补充谈到物种关系中的规矩太多以致不能认为新物种的起源完全是由于外部影响。“这清楚地表明植物的多样性的原因不可能是外界的,而只能是内部的…简单一句话,每一个新产生的植物物种……必然来自另一个物种。”一旦接受了这一点,整个植物界就成为一个单一的升物单位。“届时低等的和高级的阶元都不再被看作是偶然的集群、一种任意的思维结构,而是彼此由遗传方式联系起来的,从而形成了一个真正固有的实质性单位。”后来他还提出了一些别的进化问题,譬如一个物种作为整体经历了变态作用是不是能成为新的物种?只有一个个体或少数个体的变化能不能成为新种的祖种?他确实非常重视产生新种的变异根源。孟德尔是温格的学生,孟德尔曾经讲过,正是由于温格对引起新物种产生的变异的性质与根源的关注促使他从事于遗传学实验研究

达尔文之前的小憩

自从拉马克的《动物哲学》于1809年出版以后,没有谁在讨论物种、动物区系、分布、化石、灭绝以及多样性的其它方面时能够继续忽视进化的可能性。这并不是忽视,正如屡次提到拉马克或提到“发展”时所证明的。这是因为已经觉察到进化主义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威胁,莱伊尔在他的《地质学原理》一书中花了很多章来驳斥。事实上从1809年到1859年这一段时间对思想史家来说具有极大的想力。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合理的学说,一个动态的进化中的世界的学说;在这期间支持这个异端新学说的证据日益增多;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还吞吞吐吐地谈起进化演变的可能性。鉴于这类情况,科学史家那夫乔(Arthur Lovejoy)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寻味的问题:“在哪一天才能够说支持升物进化论的证据完全够了?”

这问题的答案当然要根据抵抗力的大小而定。可以从早期居维叶发现(1812)巴黎盆地的哺乳类化石随着地质年代的增加其分类学上的差异也愈明显的事实开始作为对进化的不能反驳的证据,当然这要把神创论者除外。那夫乔和迈尔也都指出,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还有很多其它证据也能导致相同的结论。这些包括否定了物种不变的地理性变异(例如,Gloger,1833),这后来成为达尔文的主要证据。每一件新发现的升物地理事实也论证了这一点。某些类型动物的长期继续存在的事实,例如腕足类动物Lingula以及某些软体动物经历了许多地质时期(可以远溯到志留纪),就驳倒了普遍灾变的论点。后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种间杂种都是不育的这一事实也有助于否定物种完全隔离的观点。正如钱伯斯正确指出的,退化器官的存在是和神创论者的完善设计解释相抵触的。由比较解剖学者所发现的“模式一致”(“Unity of type”),哺乳动物中耳骨的同源现象(Reichert,1837)以及脊椎动物的其它同源现象,陆地脊椎动物的胚胎具有鳃弓以及其它比较胚胎学的发现,这些都是达尔文于1859年令人信服的加以运用然而是早先发现的许多其它证据都支持进化学说。《物种起源》中至少有二十个地方提到这些证据,达尔文所提出的论点也与之完全相符。达尔文曾经讲到,只有当我们采纳进化学说时这些证据才有意义,如果采用神创论者的解释,则这些证据就会表明有一个非常善变的造物主存在

正如我们在前面见到的,有不少学者实际上是在达尔文之前就作出了这一结论。然而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中的一些权威学者却继续反对进化学说。由于英国的莱伊尔,Bentham,胡克尔,塞吉威克和Wollaston以及他们在法国及德国的同道都是具有高度智慧和学识渊博的科学家,因而不能将他们的对抗诿之于愚笨和无知。升物地理学、系统学、地层学和比较解剖学方面日益增多的进化证据并没有像那夫乔所想的那样,“把他们自己的假说贬低为可笑的荒谬”,而只是由他们作出了某种妥协:或者是用一个稳定的、新近创造的世界;或者是用一个稳态的循环式世界,或者是用一系列灾变来谋求妥协。这一类的态度只能用下面的假定来解释(一切证据也都支持这种假定),即进化学说的反对者发现用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概念框架来和新的事实取得妥协比采纳进化新概念要容易得多。新观念的胜利所需要的是一种赢得一切的激变。这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的《物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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